法庭新聞報導涉及「無罪推定」原則違反時之刪除請求權探討
在刑事司法與媒體報導的交會之處，無罪推定原則像是一條看不見的底線。然而，當新聞報導為了追求點擊、情緒與故事性，將犯罪嫌疑人描繪成罪無可赦的惡人時，這條底線往往被踩得模糊不清。等到法院判決無罪、檢察官不起訴，當事人以為可以揮別冤屈，才發現那些未審先判的標題與內文，早已像刺青一樣烙在網路世界，任何人隨手一搜，都能看見。這時候，當事人能不能要求媒體或平台刪除這些報導？「被遺忘」的請求在法律上有沒有依據？這正是本文要深入討論的核心。
一、無罪推定不只是刑事法的口號，它對媒體同樣具有拘束力
1. 無罪推定原則的規範層次
無罪推定在台灣法律體系中，首先見於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這不僅是法院審判的鐵律，更是具有憲法位階的保障。大法官釋字第653號、第654號解釋都明白揭示，無罪推定乃正當法律程序的核心，任何國家機關均不得以對待罪犯之方式對待尚未判決確定之人。
從國際人權法來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項也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台灣在2009年通過兩公約施行法，已將此一要求內國法化。換句話說，無罪推定不只是防止冤獄的機制，更是對「人」的基本尊重。
2. 無罪推定對媒體的放射效力
常見的質疑是：無罪推定拘束的是國家，媒體是私人機構，為什麼也要遵守？答案在於「間接第三人效力」與「傳播倫理」。雖然報社、電視台不受刑事訴訟法直接規範，但無罪推定所反映的是文明社會對個人名譽、尊嚴的底線保護。當媒體在報導刑事案件時，若破壞這項原則，可能同時構成民法上的名譽侵害、隱私侵害，乃至於影響當事人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更何況，在數位時代，媒體報導的影響力不亞於國家追訴。一篇「淫魔」、「殺人魔」的網路新聞，對當事人社死程度，有時遠比檢察官起訴書更嚴重。因此，學者普遍認為無罪推定可以做為傳播媒體在犯罪報導時的倫理誡命，而違反這項誡命，就可能引發後續的民事責任與刪除義務。
二、媒體報導如何踩線：違反無罪推定的常見態樣
媒體報導違反無罪推定，通常不是直接用文字說「他就是罪犯」，而是透過一連串的報導手法，讓讀者形成有罪心證。下表歸納了實務上反覆出現的幾種手法，以及所侵害的權利類型：
| 常見報導手法 | 具體表現 | 可能侵害的權益 |
|---|---|---|
| 罪化標籤 | 使用「淫魔」、「人渣」、「冷血殺手」等稱呼 | 名譽權、公平審判權 |
| 犯罪情節小說化 | 詳細虛構或過度推測犯案動機、過程，彷彿親眼目睹 | 名譽權、隱私權 |
| 過度曝光個資 | 刊登當事人全名、照片、住家、車輛，甚至家人資訊 | 隱私權、肖像權 |
| 以押代審 | 將羈押、交保等強制處分，直接連結為「心虛」、「罪嫌重大」，製造有罪印象 | 無罪推定、名譽權 |
| 選擇性剪接 | 只報導不利於當事人的片段，例如警方移送時的低頭畫面，配上聳動旁白 | 人格權、公平審判權 |
| 未更正之義務 | 當事人獲不起訴或無罪後，原報導未更新或加註，讓錯誤印象持續流傳 | 名譽權、被遺忘權 |
這些報導手法，有時甚至源於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的洩密。媒體拿到「獨家」，再加以渲染，形成一套完整的「媒體審判」生態系。當事人即使最後獲得清白，那些未審先判的數位新聞，仍會持續造成就業、社交、心理上的巨大傷害。
三、刪除請求權的法律基礎：從民法人格權到被遺忘權
當事人想要刪除那些違反無罪推定的報導，可以動用的法律工具並非單一，而是一組相互交織的權利。以下逐一拆解。
1. 民法上的人格權侵害除去請求權
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這是一條具有預防與排除功能的請求權基礎。當新聞報導以違反無罪推定的方式，侵害當事人的名譽、隱私、肖像或其他人格法益時，當事人可以直接援引本條，請求媒體刪除該報導或移除相關內容。
此外，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隱私等人格法益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這裡的「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實務上傳統多理解為刊登道歉啟事或澄清聲明，但在數位時代，更符合比例的作法往往是「刪除原始報導」或「在原始報導上加註顯著更正啟事」。部分判決也已經接受這種見解，將刪除數位內容作為一種回復原狀的手段。
2.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刪除權
個人資料保護法賦予當事人對其個人資料相當的控制權。與新聞報導刪除最相關的條文有：
- 第11條第2項：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若媒體報導的內容將犯罪嫌疑人直接等同於罪犯，其資料的正確性顯然有爭議，當事人可據此請求停止利用（包含停止繼續公開於網頁）。
- 第11條第4項：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依當事人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若媒體報導所利用的個資（如公開清晰照片、住址、家人姓名）逾越了新聞自由的必要範圍，違反比例原則，就落入此項刪除請求權的射程。
- 第19條、第20條：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法定要件。新聞報導雖有「新聞報導之正當目的」的豁免，但仍須尊重當事人權益，且若該資料的利用已不再是「正當」或已逾必要程度，就回歸一般保護。
值得注意的是，個資法並非毫無限制地容許新聞自由。法務部曾函釋指出，即使是新聞報導，若已涉及侵害當事人重大利益，仍應依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違反無罪推定的報導，通常正屬於此種重大侵害。
3. 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的比較法借鏡
無論是民法或個資法，台灣目前尚無「被遺忘權」的明文。然而，歐洲法院2014年在Google Spain SL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一案，確立了人民有權要求搜尋引擎移除關於其個人過時、不相關或過度的資訊連結。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第17條更將「刪除權（被遺忘權）」明文化，允許資料主體在特定條件下要求刪除個人資料，包括資料已不再為原蒐集目的所必要、資料主體撤回同意、資料遭非法處理等情形。
在刑事報導的脈絡，即便當初報導可能合法，但隨著時間經過、案情明朗（例如不起訴、無罪確定），該報導的公益性逐漸降低，當事人的隱私與名譽保護需求相對提高。此時，歐洲法例即可能支持當事人向媒體或搜尋引擎主張刪除權。台灣雖然沒有完全移植GDPR，但法院在近年的判決中，已多次引用歐洲被遺忘權的精神，作為解釋民法人格權保護範圍的法理基礎，這點後續實務章節會詳談。
4. 憲法基本權衝突的框架：釋字第689號的權衡模式
刪除請求權不可避免地會與新聞自由（憲法第11條）產生碰撞。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在處理新聞記者跟追行為時，建立了一套權衡架構，可作為我們判斷能否請求刪除報導的憲法思維指引：
- 當事人是否為公眾人物？ 若是自願進入公共領域的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範圍會相對限縮；反之，普通民眾被迫捲入刑事案件，應受較高保護。
- 報導內容是否具有公益性？ 犯罪新聞初期確實具有高度公益，但當案情趨向明朗（如證據明顯不足），公益色彩會遞減。
- 報導方式是否侵害隱私最小？ 同樣傳達「某人涉犯某罪」，可用打馬賽克、隱去全名的方式，也可用高清照片加全名。後者的侵害顯然更大，違反比例原則。
- 當事人有無合理期待不受干擾？ 獲不起訴或無罪後，當事人重新回歸正常生活，對不再被犯罪嫌疑標籤繫縛，應有高度合理期待。
這套模式可以直接套用在數位報導的刪除請求上：如果一篇新聞違反最小侵害手段（例如刊出無碼照片與全名）、當事人非自願公眾人物、公益性已顯著降低，則當事人請求刪除的憲法正當性就會大幅提高。
四、台灣實務見解的爬梳與案例分析
明白法律依據後，來看看法院實際上怎麼判。以下篩選了幾則具代表性的判決，呈現台灣司法如何看待數位時代的「刪除請求」。
| 裁判案號／對象 | 主要爭點 | 法院見解摘要 | 請求刪除之結果 |
|---|---|---|---|
|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80號（范姓教師訴Google） | 當事人要求Google移除搜尋引擎上有關其多年前涉案的連結 | 肯認人格權包含「被遺忘權」概念，搜尋引擎業者應依請求移除過時、不正確或不相關的搜尋結果連結。但應權衡公共利益。 | 一部分勝訴，要求Google移除特定關鍵字連結 |
|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586號 | 請求媒體移除網路報導，涉及名譽侵害之除去 | 法院認為報導若構成不法侵害名譽，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侵害，包括刪除報導，非僅限於金錢賠償或道歉。 | 發回更審，上級審實質支持刪除得為適當處分 |
| 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2976號 | 當事人要求新聞網站刪除已不起訴案件之報導 | 認定報導當時雖非不實，但事後不起訴確定，新聞媒體有義務將後續發展以同等顯著方式揭露，若未為之，形同持續侵害名譽。 | 判決應將不起訴結果刊登或加註於原報導旁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有關個資案例 | 媒體不當利用當事人照片與全名 | 認為新聞報導應限於「公共利益所必要」，若使用可特定個人之資料超出必要範圍，構成個資法之違反，應刪除。 | 判命刪除照片及部分個資 |
從上述實務走向，可以歸納出幾項重要訊號：
第一，台灣法院已經在個案中承認「被遺忘權」或類似權利，不是只停留在學說討論。第二，刪除並非唯一選項，加註更新、遮蔽個資也是法院常使用的平衡手段。第三，搜尋引擎業者（如Google）在台灣可能負有一定程度的刪除或去索引義務，這為當事人提供了一條相對快速的救濟管道。第四，媒體的「事後不更新義務」逐漸被強化，單純主張「報導當時為真」已經不足以完全免責。
不過，實際訴訟仍然相當耗時費力，而且法院在每個個案中都會仔細做比例原則的操作，沒有一面倒向保障名譽，新聞自由依然擁有相當分量。
五、請求刪除的對象與程序：你可以找誰、怎麼做
實務上，當事人或其辯護人不一定需要立刻跳進法院，可以根據對象的不同，選擇不同的策略。
| 請求對象 | 法律依據／平台機制 | 具體步驟建議 | 實效性與限制 |
|---|---|---|---|
| 新聞媒體（原始報導者） | 民法第18條、第195條；個資法第11條 | 1. 先以存證信函或律師函，具體指明哪一篇報導如何違反無罪推定、侵害何等權益、請求刪除或加註更正。 2. 若媒體不予理會或拒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必要時聲請假處分暫時禁止該報導之繼續公開。 | 訴訟時間較長；但若能證明名譽權侵害，法院判決可能包含刪除、隱藏或加註更正。部分媒體有自律機制（如台灣新聞評議委員會），可併行申訴。 |
| 搜尋引擎（Google、Bing等） | Google的「移除搜尋結果」表單；類推適用被遺忘權及民法、個資法 | 向Google提出移除要求，附上相關判決書、不起訴處分書，說明該連結內容過時、不正確或侵害人格權。若Google拒絕，可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移除。 | 成功與否高度仰賴個案權衡，但程序較訴訟簡便且無須律師。 |
| 社群平台（Facebook、YouTube、PTT等） | 各平台社群守則（如仇恨言論、騷擾、隱私侵害） | 利用平台檢舉功能，指出該貼文或影片內容違反平台規範（如揭露個資、霸凌等）。若為新聞粉專轉貼，可同時向原媒體及平台申訴。 | 平台有裁量權，未必迅速回應；但對於明顯違規（如公布住址、電話），移除速度快。 |
| 內容轉載者（部落格、論壇） | 民法第18條、著作權法（若涉及照片等） | 類似對媒體的要求，寄發通知請求刪除轉載。若對方位於境外，可能需運用該國法律或平台機制。 | 轉載數量龐大，難以一一清除，最好配合搜尋引擎去索引。 |
程序上的提醒： 在提起民事訴訟前，發函存證不僅是前置溝通，也是訴訟上證明「侵害仍在持續中」及「被告知悉」的證據。若情況急迫，例如當事人正處於應徵工作階段、該報導嚴重影響其生計，可考慮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要求媒體暫時將報導下架或隱藏，避免損害擴大。
六、新聞自由與人格權的動態平衡：比例原則的具體操作
法庭新聞報導是否應被刪除，本質上是「說」與「不說」、「記得」與「遺忘」的憲法對話。新聞自由並非絕對，人格權也不是無上限。在具體操作上，法院與請求者都必須在這兩端之間找到平衡點。
1. 時間遞減原則：公共利益的光譜
一個刑事案件從案發、偵查、起訴、審判到確定，公共利益是會「退燒」的。案發初期，社會大眾確實有知的權利，媒體報導的空間較大；但隨著偵查不公開制度欲保護的法益介入、無罪推定原則的提醒，媒體的報導方式也應該越趨謹慎。等到不起訴、無罪確定，公共利益的熱度可能已經降到很低，此時若報導仍然以「涉嫌⋯⋯」等未更新形式繼續存在，對當事人名譽的持續侵害，就很難再用新聞自由來合理化。
2. 報導形式的最小侵害要求
同樣是報導犯罪新聞，方法有很多種。例如，可以用「某男子涉嫌竊盜」而非「慣竊落網」；可以用背影、模糊化影像而不是清晰正面照；可以隱去住處路段只寫到區。如果媒體選擇了侵害最大的那種方法，在比例原則的審查上就會居於劣勢。法院在審理刪除請求時，也會審查報導當時是否已採行合理措施減低侵害。如報導已違反此一誡命，則事後要求刪除或遮蔽部分內容，就是一種回復正義的適當手段。
3. 當事人身分與自願性
公眾人物或自願進入公眾視野的人（例如政治人物、網紅），對於負面訊息的忍受度相對較高。但一般上班族、學生、家庭主婦，只不過因為被列為犯罪嫌疑人，就被鋪天蓋地的報導「公開處刑」，此時名譽與隱私的需要明顯較強。如果再對照後續司法結果為不起訴或無罪，當初因被迫身分曝光所承受的損害，更需要透過刪除機制來彌補。
4. 媒體事後查證與更新義務
媒體倫理中，真實、更正、答辯是基本要求。如果法院已經判決無罪，媒體卻完全沒有任何更新或加註，等於放任不完整的事實繼續流傳。這種「半真的報導」，可能比假新聞更具殺傷力。實務判決也越來越傾向認為，媒體此時負有一定的事後更新義務，否則其不作為本身就可被評價為一種新的侵害行為。
七、數位烙印與法制缺口：未來的立法與技術解方
現行法雖然拼拼湊湊能導出刪除請求權，但對一般民眾而言，法律過於分散、門檻過高。面對數位時代的永久記憶，需要有更完整的制度回應。
1. 立法明定被遺忘權
歐洲已經證明，一部清晰、可操作的被遺忘權法規是可能的。台灣可以修訂個人資料保護法，增訂被遺忘權專條，讓每一位當事人可以在「資料處理目的已消失」、「資料過時」、「資料違法處理」等情況下，直接向資料控管者（包含媒體與平台）請求刪除。同時應建立簡易申訴程序，降低救濟成本。
2. 強化媒體自律與數位更正機制
主管機關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或文化部，可輔導媒體建立更健全的「數位更正與答辯」標準。例如要求媒體在報導不起訴、無罪結果時，應以相同版面、相同顯著度為之，而不是只用一行跑馬燈帶過。更進步的作法，是在原始報導頁面嵌入自動更新機制，直接連結後續司法結果，讓後來搜尋到該報導的人，能一眼看見最終結局。
3. 導入時間標籤與去索引科技
技術上，搜尋引擎可以針對犯罪新聞報導，設計「時間感知」的排序機制：越舊且未更新的報導，搜尋排序越低；反之，同一事件若有更新的澄清報導，排序應被提升。這可以在不刪除內容的前提下，有效減低過時資訊的傷害。部分搜尋引擎已開始朝這方向努力，若能透過法規或行政指導予以制度化，將是兼顧新聞自由與人格權的雙贏方案。
4. 建立「刑事紀錄抹消」與媒體報導連動制度
台灣已有前科塗銷制度（如少年事件處理法、刑法第90條以下有關刑之宣告消滅等）。未來可考慮，當刑事紀錄依法塗銷或視為消滅時，賦予當事人請求媒體一併刪除或去識別化相關報導的權利。這不僅是落實再社會化，也是真正讓無罪推定在刑罰執行結束後依然發揮作用。
八、常見問答（FAQ）
以下整理數個當事人、媒體工作者與一般讀者最常提出的問題，並給予清晰扼要的回答，以便快速抓取重點。
Q1：什麼是無罪推定原則？媒體為什麼要遵守？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被判決有罪確定前，都應被視為無罪。雖然這主要是對法院和檢警的要求，但媒體報導如果直接、間接將犯罪嫌疑人當作罪犯，會侵害當事人名譽、影響公平審判，也可能構成民法上的不法行為。媒體可以報導犯罪事實，但不應進行「媒體審判」。
Q2：如果新聞已報導我涉嫌犯罪，事後我獲不起訴或無罪，我可以要求刪除嗎？
可以。當事人可以主張民法人格權侵害除去請求權、名譽回復適當處分，以及個資法刪除權，向媒體請求刪除報導或加註不起訴、無罪的更新說明。如果媒體拒絕，可以提起民事訴訟，法院會權衡新聞自由與你的人格權。實務上已有多起勝訴案例。
Q3：可以向Google要求移除搜尋結果嗎？法律依據是什麼？
可以。台灣法院判決已承認類似「被遺忘權」的權利，你可先透過Google官方的「移除搜尋結果」表單，附上不起訴處分書、無罪判決書等，主張該連結內容過時、不正確或侵害名譽隱私。若Google拒絕，可以提起訴訟請求移除搜尋引擎的連結，不必直接跟原始媒體打官司，是一條相對快速的救濟途徑。
Q4：請求刪除新聞的訴訟要告誰？容易成功嗎？
主要可告原始報導的媒體（報社、電視台、新聞網站），以及發行平台。如果是轉載或社群貼文，也可以一併告轉載者。訴訟是否成功，取決於報導是否逾越新聞自由必要範圍、是否構成名譽或隱私侵害，以及事後的司法結果。若判決確認侵害人格權，法院可能命刪除、隱藏或加註更正。難度中等，因個案須詳細舉證與說理，建議諮詢律師。
Q5：新聞報導違反偵查不公開，我可以立刻要求刪除嗎？
可以。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而洩漏的資訊，媒體加以報導，往往構成更嚴重的侵害。當事人除了可向檢察機關或法院陳報洩密情事外，也可以依民法、個資法請求刪除該報導，因為報導的資料來源不法，正當性基礎薄弱。若情況急迫，可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處分，要求媒體暫時下架該報導。
Q6：若媒體拒絕刪除報導，我有什麼快速救濟途徑？
除了訴訟，可考慮以下快速手段：
- 向Google、Bing等提交移除搜尋結果要求，降低能見度。
- 向社群平台（如Facebook）檢舉該連結違反社群守則。
- 向台灣新聞媒體自律機構（如台灣新聞評議委員會）申訴。
- 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讓報導暫時無法被公開存取，防止損害擴大。
Q7：被遺忘權在台灣有判決支持嗎？
有。最具代表性的是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80號判決，該案中法院明白援引歐洲被遺忘權精神，認為人格權包含「不被他人任意永久記載、傳播」的權利。其他後續相關判決也傾向肯定當事人在特定條件下，有權請求搜尋引擎或媒體移除過時、不相關或侵害人格權的內容，只是法律用語上尚未統一稱為「被遺忘權」。
Q8：所有犯罪新聞經過一段時間後都能要求刪除嗎？
不一定。法院會依個案權衡。若報導對象是公眾人物、報導內容具有持續性的重大公共利害關係（如重大貪腐、危害社會安全），即使時間經過，新聞自由仍可能優先。反之，若是一般民眾、輕微案件，且已獲無罪或不起訴，公益性早已消退，刪除的可能性就相當高。重點在於「公益性—人格權侵害」的動態比較，沒有絕對的答案。
結語
無罪推定原則從來不應該只是一句掛在法院門口的標語。當數位新聞的足跡近乎永恆，媒體審判的傷害便從「過去式」變成了「現在進行式」。從民法人格權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再到司法實務逐步接納的被遺忘權概念，台灣法律體系已經悄悄拼出一幅刪除請求權的圖像。
然而對一般人而言，法律仍有如迷宮。未來若能立法明定、媒體自律更新、科技工具輔助，三管齊下，才有辦法讓一時的新聞不再成為一生的烙印。在那之前，當事人仍應勇敢主張權利，讓無罪推定的溫度，從審判庭一路延伸至伸手可及的搜尋頁面。立即處理法庭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