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2 月
從案例看 Google 搜尋引擎的內容移除政策與審核標準變化
在數位時代，Google 搜尋引擎已不僅僅是一個工具，它更是一個強大的社會架構者，形塑著全球數十億人接觸資訊、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搜尋結果的排序與呈現，乃至於哪些內容得以留存、哪些內容被移除，都牽動著言論自由、個人隱私、商業利益、國家安全與社會價值的敏感神經。過去二十年，Google 從一個秉持「不作惡」（Don’t be evil）信條、崇尚技術中立的索引平台，逐漸演變為一個必須在複雜的全球法律、社會壓力與道德爭議中不斷權衡、制定並調整其內容政策的「數位守門人」。這條演變之路並非由抽象的條款寫就，而是由一系列具高度爭議性的真實案例所鋪成。本文將透過深入剖析這些關鍵案例，追溯 Google 搜尋內容移除政策與審核標準的變化軌跡，揭示其背後的驅動力與深遠影響。
第一階段：技術中立與被動遵守（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
早期 Google 的自我定位是網際網路的被動索引者。其核心原則是儘可能廣泛地收錄網路資訊，移除內容的門檻極高，主要依據是法律要求，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MCA）移除通知。此時的審核標準相對單一，側重於處理明確的版權侵權。然而，即使在此階段，一些案例已預示了未來的挑戰。
案例一：歐洲「被遺忘權」的萌芽與「岡薩雷斯案」
2010年前，已有歐洲公民因個人過往資訊（如破產記錄、輕微犯罪報導）在 Google 搜尋結果中長期存在，導致生活困擾而提出投訴。但真正引發全球性政策地震的是2014年歐盟法院對「谷歌西班牙訴岡薩雷斯案」的裁決。西班牙公民岡薩雷斯要求 Google 移除關於他1998年因社會保險債務而被強制拍賣房產的舊聞連結。法院裁定，在特定條件下，個人有權要求搜尋引擎移除關於自己的「不充分、不相關或不再相關」的資訊連結，此即所謂的「被遺忘權」（Right to be delisting）。
此案迫使 Google 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極為複雜的內容移除機制。它不再是簡單地依循法院判令移除具體URL，而是需要設立專門的網頁表單，接受全球歐洲用戶的申請，並由內部團隊（後期規模不斷擴大）對每一個申請進行人工審核，權衡個人隱私與公眾知情權。審核標準包括：資訊是否過時、與公眾人物的關聯性、資訊的敏感性、來源是否為官方或可靠媒體等。此政策僅適用於歐洲版本的 Google（如 google.fr, google.de），體現了 Google 首次因區域法律而實施差異化內容治理。這一案例標誌著 Google 從被動的法律遵循者，轉變為需要主動進行價值判斷的內容仲裁者，也開啟了全球網路平台「因地製宜」管理內容的先河。
第二階段：版權擴張、言論界限與社會壓力（2010年代中期）
隨著網路內容爆炸式增長和社交媒體影響力加劇，Google 面臨的移除壓力來源日益多元，不再僅限於司法系統。
案例二：DMCA 濫用與「逐漸消失的搜尋結果」
DMCA 本是為保護版權而設，但其「通知-移除」機制存在缺陷：權利人無需經過法院裁決即可發送移除通知。這導致了廣泛的濫用現象。例如，企業為打壓競爭對手負面評價或批評報導，會虛假聲稱其侵犯版權；政治團體為壓制不利言論也會採取類似手段。儘管 Google 提供了反向通知（counter-notice）機制，但過程繁瑣且對普通用戶門檻高。此類案例揭示了 Google 自動化處理系統的脆弱性，以及其在保護言論自由與遵守法律框架之間的兩難。作為回應，Google 開始提高透明度，定期發布《透明度報告》，公佈收到的版權移除請求數量及涉及網址，並對屢次錯誤提交通知的實體進行標記。審核開始從純粹的「合規性檢查」向「善意判斷」微調。
案例三：仇恨言論與極端主義內容——「Charlottesville」事件的影響
2017年美國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發生白人至上主義者集會並造成死傷的暴力事件後，輿論對科技平台未能有效遏制仇恨言論和極端主義內容的批評達到高潮。雖然 Google 搜尋的核心演算法並不會主動「移除」此類網站，但來自公眾、廣告商和社會活動家的巨大壓力，促使 Google 調整其內容政策與商業實踐。例如，Google 更新了其「危險與非法內容」政策，更明確地禁止推廣仇恨團體、暴力極端主義的內容通過其廣告平台牟利。同時，對於搜尋結果中出現的極端主義網站，雖然未必直接移除，但可能通過演算法調整，降低其排名，或在其旁邊添加「事實查核」標籤、提供權威資訊連結等方式進行「降級」處理。這顯示 Google 的審核標準開始納入更廣泛的「社會危害」評估，並嘗試透過非移除性手段（如降權、標註）來管理敏感內容。
第三階段：虛假資訊、國家法律與全球衝突（201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
全球政治極化和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爆發，將 Google 進一步推向內容治理的風口浪尖。
案例四：疫情虛假資訊與「疫苗」搜尋結果的干預
COVID-19 大流行期間，關於疫苗、治療方法的虛假資訊在網路上氾濫，對公共衛生產生直接威脅。Google 面臨各國政府與衛生機構的巨大壓力。為此，它採取了前所未有的積極干預措施：首先，大規模移除違反其政策的疫情相關虛假廣告和 YouTube 影片。更重要的是，對於核心的搜尋服務，當用戶搜尋疫苗相關資訊時，Google 會在結果頂部優先顯示來自世界衛生組織（WHO）、各國疾控中心等權威機構的資訊面板和連結。同時，與權威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對傳播廣泛的謠言進行標註。這個案例顯示，Google 的內容政策在「緊急狀態」下可以迅速升級，審核標準從「是否違法」轉向「是否對公眾造成迫切而嚴重的傷害」。其角色從資訊的索引者，部分轉變為公共衛生危機中的「資訊策展人」和「權威放大器」。
案例五：遵守當地法律與全球價值觀的衝突——「歐盟版權指令第17條」與各國網路法
近年來，各國紛紛制定更嚴格的網路內容監管法律，迫使 Google 作出艱難調整。歐盟的《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第17條（原第13條）要求平台對用戶上傳的內容進行著作權事前過濾，這與美國 DMCA 的「避風港」原則相悖。Google 為此必須在 YouTube 等服務中部署更先進的 Content ID 系統，並在搜尋結果中更謹慎地對待可能侵權的連結。
更尖銳的衝突來自像俄羅斯、土耳其、印度等國的法律。這些國家可能要求移除被其政府認定為「非法」的政治異議內容、抗議活動資訊或所謂的「假新聞」。例如，為遵守俄羅斯「聯邦法律第149號」（要求刪除被當局認定為禁止的內容），Google 有時需要屏蔽特定搜尋結果，這引發了其是否助長審查的批評。在土耳其，為避免服務被完全封鎖，Google 也曾配合移除被指侮辱國家領導人的內容。這些案例凸顯了 Google 作為跨國企業的困境：它必須在遵守營運地法律、保護用戶言論自由、維護其全球品牌價值觀之間尋求極度脆弱的平衡。審核標準變得高度情境化和在地化，需要一個龐大的法律與政策團隊來解讀並執行各國迥異的法規。
第四階段：自動化、人工智慧與透明度困境（當前與未來）
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內容審核的規模已無法完全依賴人工。自動化工具（AI）的應用日益廣泛，但也帶來新的問題。
案例六：自動化過濾的失誤與「邊緣化聲音」的風險
Google 利用 AI 自動識別和處理違反政策的內容，如兒童性虐待材料（CSAM）、恐怖主義宣傳等，效率極高。然而，AI 模型可能存在偏見，導致過度審查。例如，在識別仇恨言論時，AI 可能因為訓練數據的偏差，而對特定方言、少數族裔社群或社會正義運動的討論產生誤判，將其標記為違規並進行降權或移除。這種「演算法審查」缺乏上下文理解，可能無意中壓制了邊緣群體的聲音。Google 為此不斷改進其 AI 模型，增加人工複審環節，並允許用戶對移除決定提出申訴。這顯示其審核標準的演進，必須同時考慮技術的效率與公平性，並在自動化與人工判斷之間建立更有效的制衡。
案例七：透明度報告的深化與政策辯論的參與
為回應外界對其決策過程「黑箱」的批評，Google 持續擴充其透明度報告的範圍。現在不僅能看到各國政府與版權人的移除請求數據，還能了解其自動化系統處置內容的比例、用戶申訴的成功率等。同時，Google 也更積極地參與全球網路治理的辯論，例如就「被遺忘權」的全球適用性與歐盟監管機構進行法律訴訟，就中介責任改革與各國立法者溝通。這反映其審核標準的制定，已是一個需要與外部不斷對話、辯證的動態過程。
總結與展望：持續演變的數位守門人
縱觀這些案例，Google 搜尋引擎內容移除政策與審核標準的變化呈現出幾條清晰的主線：
- 從被動到主動，從單一到多元：從主要回應 DMCA 通知，發展到需主動依據「被遺忘權」、仇恨言論政策、公共健康危機等多元標準進行複雜判斷。
- 從全球統一到因地製宜：從一個相對統一的全球索引，轉變為必須根據歐盟、俄羅斯、印度等地方法律和文化規範進行差異化過濾的「碎片化」服務。
- 從法律合規到社會責任：審核的考量因素超越了單純的法律條文，廣泛納入了個人隱私、社會危害、公共安全、民主過程等社會責任維度。
- 從人工到人機協作：面對海量內容，自動化審核成為必須，但如何確保 AI 決策的公平、準確與可申訴性，是持續的挑戰。
- 從封閉決策到有限透明：透過透明度報告和部分政策諮詢，Google 試圖增加其決策的問責性，但其核心演算法與許多具體審核細節仍不公開。
未來，Google 的內容治理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深度偽造技術帶來的資訊失真威脅、各國日趨嚴格且可能互相衝突的網路主權法律、生成式 AI 創造的海量難以溯源內容，以及關於平台權力過於集中的反壟斷與問責壓力。可以預見，Google 的移除政策與審核標準將繼續在技術可能性、法律強制力、商業利益、社會價值與全球地緣政治之間動態調整。其角色將愈發接近一個擁有巨大裁量權、卻又必須對多方負責的「全球數資訊理事會」成員，而每一次政策的微調，都將在全球資訊流動的版圖上激起新的漣漪。這個過程沒有終點，它本身就是數位時代治理的核心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