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2 月
業界專家評論：從幾個著名案例看 Google 負面新聞刪除趨勢
在數位時代，網路資訊的留存與消失，牽動著企業聲譽、個人隱私，乃至社會集體記憶的敏感神經。作為全球佔有率超過九成的搜尋引擎巨擘，Google 如何處理「負面新聞」或「負面資訊」的刪除請求，始終是法律、科技倫理、媒體研究與企業公關領域交匯的焦點議題。所謂「刪除趨勢」，並非指 Google 擁有隨意抹去網路記錄的權力，而是指在日益複雜的法律框架、公眾壓力、企業策略與科技倫理辯論下，其處理相關內容移除請求的政策演變、技術實踐與實際影響。本文將透過分析數個跨國、跨領域的著名案例，深度剖析這股趨勢背後的驅動力、執行面的矛盾，以及對未來網路資訊生態的深遠影響。
一、法律強制下的刪除：歐盟「被遺忘權」與全球影響
最為人熟知，也最具制度性的刪除趨勢，源自法律的直接要求。2014年，歐洲法院在「谷歌西班牙訴 AEPD 案」中確立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此判決要求 Google 等搜尋引擎，在特定條件下（例如資訊「不充分、不相關、不再相關或過度」），應處理個人提出的移除其個人資訊搜尋結果鏈結的請求。
經典案例：西班牙律師馬里奧·科斯特賈·岡薩雷斯案
此案正是「被遺忘權」的起源。1998年，西班牙媒體因社會保險債務拍賣而刊登了岡薩雷斯先生的個人資料。十多年後，這則舊聞仍在 Google 搜尋其姓名時名列前茅，對其個人聲譽造成持續困擾。岡薩雷斯先生要求西班牙媒體刪除文章未果（因報導屬合法真實），轉而要求 Google 移除相關搜尋結果鏈結。歐洲法院最終裁定，搜尋引擎作為個人資料的「控制者」，負有責任在個人提出合理請求時移除鏈結。
趨勢分析：
- 從「不刪除」到「有條件刪除」：此案前，Google 的立場偏向於「資訊自由流通」，對移除個人資訊請求極為謹慎。判決後，Google 被迫建立了一套正式的申請與審查機制。截至近年數據，Google 已處理數百萬份移除請求，涉及數十億個網址，其中約有45%的 URL 最終被移除。這顯示法律強制力已實質改變了 Google 的運作模式。
- 地理侷限性與「地理封鎖」技術：Google 的妥協方案是「地理封鎖」（Geo-blocking），即僅在提出請求的國家（如歐盟境內）的 Google 域名（如 google.fr, google.de）上移除鏈結，而在 google.com 或其他非歐盟地區仍可搜尋到。這反映了全球化網路與屬地法律管轄權間的內在衝突，也形成了一種「同詞不同果」的奇特現象。
- 引發的爭議：此趨勢引發了關於「審查制度」、「改寫歷史」與「公眾知情權」的激烈辯論。批評者認為，這可能被公眾人物、罪犯或企業濫用，以抹去對公眾利益至關重要的負面記錄。支持者則強調其對個人隱私重建、過往小過錯不被永久懲罰的保護價值。Google 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被動的仲裁者角色，必須在個案中艱難權衡。
二、國家主權與內容審查：政府請求刪除的龐大暗流
除了個人提出的「被遺忘權」請求，各國政府依據當地法律向 Google 提出的內容移除要求，是另一股更強大、更不透明的驅動力量。根據 Google 定期發布的《透明度報告》，政府請求的數量龐大且逐年增長，理由包括誹謗、隱私、國家安全、版權、甚至是「批判政府」等。
經典案例：土耳其、俄羅斯、中國等國的內容審查要求
- 土耳其：該國政府經常以法律為由，要求 Google 移除批評總統埃爾多安、或涉及國家安全的內容。Google 需要決定是否遵守，若遵守可能被批評為助長壓制言論，若不遵守則可能面臨在當地服務被完全封鎖的風險（如 YouTube 曾在土耳其多次遭封）。
- 俄羅斯：通過「網路主權」相關法律，要求科技公司將俄羅斯用戶數據本地化，並移除被當局認定為非法的內容（如 LGBTQ+ 宣傳、反對派聲音）。Google 曾因未刪除特定內容而遭重罰。
- 中國：眾所周知，Google 搜尋引擎的主要服務在中國大陸被屏蔽。但在此前的運營時期以及對其全球服務的請求中，中國政府也提出過大量移除要求。這是最極端的案例：當企業不願完全配合一國的審查制度時，可能面臨徹底退出該市場的選擇。
趨勢分析：
- 合規壓力與道德困境：對 Google 這類跨國企業而言，遵守營運所在地法律是商業現實。這導致其必須建立龐大的法律與政策團隊，評估每個國家請求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過程充滿道德挑戰，特別是在威權主義國家。
- 透明度報告的雙面刃：Google 發布《透明度報告》本身是透明化的努力，試圖緩解公眾對其「秘密刪除」的疑慮。然而，報告也揭示了全球政府進行網路審查的驚人規模與多樣性，將 Google 置於政治風暴的中心。
- 「本地化」與「全球化」服務的拉鋸：為應對各國法律，Google 可能傾向發展更「本地化」的服務版本，以滿足特定司法管轄區的要求。這與網際網路無國界的初衷背道而馳，進一步導致全球資訊的「碎片化」。
三、企業聲譽管理：版權投訴與「權利濫用」的灰色地帶
企業，特別是大型集團，擁有更強大的資源來管理其網路形象。除了法律訴訟，最常用的工具之一是依據《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MCA）提出的版權移除通知。雖然 DMCA 旨在保護版權，但實務上常被用於移除負面新聞或評論。
經典案例：企業利用DMCA打擊負面報導或評論
曾有案例顯示，某些公司或個人對含有其產品負面評測、揭露其問題行為的部落格文章或新聞報導，提出 DMCA 版權投訴，聲稱文章使用了其擁有版權的圖片（即使屬於合理使用）。Google 收到符合形式的通知後，依法必須迅速移除被指控的搜尋結果鏈結。雖然有「反通知」機制讓發布者申訴，但過程耗時，在此期間負面內容的搜尋能見度已大幅降低，達到聲譽管控的目的。
趨勢分析：
- 自動化系統的漏洞：Google 處理的 DMCA 請求量極大，主要依靠自動化系統處理。這套效率至上的系統，容易遭到「版權蟑螂」或意圖不良者的策略性濫用，將版權法扭曲為內容審查工具。
- 「滋擾性訴訟」與寒蟬效應：即使最終證明投訴無效，提出投訴本身所需的成本（時間、法律費用）對小型媒體或個人部落客而言已是沉重負擔。這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令批評者自我審查，不敢發布可能引來法律騷擾的內容。
- Google 的角色與責任：在此領域，Google 更傾向於扮演「通道」角色，遵循「通知-移除」的法律流程。其政策調整主要集中在識別與懲罰「頻繁錯誤提交投訴」的申請者，但對於處在灰色地帶的個案，往往難以深入審查動機。
四、個人隱私與騷防護：針對「非自願色情內容」與個人資訊的政策演進
近年來，隨著網路騷擾、復仇式色情等問題日益嚴重，公眾壓力促使 Google 在特定類別的負面/有害內容上，採取更主動或更寬鬆的刪除政策。
經典案例：復仇式色情內容移除
過去，受害者很難要求移除被惡意散布的私密影像。在社會運動與立法推動下，Google 於2015年宣布了一項政策：允許個人請求從搜尋結果中移除未經同意上傳的私密影像（或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內容）。申請者無需是版權持有者，只需證明影像是在未經同意下被分享。
趨勢分析：
- 從被動到相對主動：這標誌著 Google 政策的重要轉變。面對明確、嚴重侵害個人基本權利（如隱私、人身安全）的內容，Google 開始建立超越嚴格法律要求（如版權法）的專門移除管道。這回應了強烈的社會倫理需求。
- 政策擴張：此後，Google 將類似政策擴展到其他高度敏感的個人資訊，例如身分證號碼、銀行帳戶資訊、醫療記錄等影像，以及被認定為「露骨的未經同意創作的合成色情內容」（即Deepfake）。
- 審核難度：這類請求的審核需要人工介入，判斷內容是否符合政策定義、是否屬實，過程涉及巨大的心理與倫理負擔，也考驗著 Google 審核團隊的判斷力與一致性。
五、虛假資訊與高質內容政策：演算法「隱形刪除」的興起
最隱晦卻影響最深遠的「刪除」趨勢，並非透過正式的移除請求，而是透過核心搜尋演算法的不斷更新。Google 透過調整排名演算法，降低其認為「低質量」、「誤導性」或「有害」內容的排名，實質上將其從首頁甚至前十頁的搜尋結果中「隱形化」。
經典案例：對抗虛假醫療資訊、垃圾網站與內容農場
- 醫療資訊：Google 多次更新其「醫療內容核心更新」，對提供健康建議的網頁設立更高的權威性（E-E-A-T）標準。一個缺乏專業背景認證的網站發布的未經證實的癌症療法，即使未被正式「刪除」，也可能在搜尋結果中排名驟降，流量枯竭。
- 垃圾連結與內容農場：透過如「熊貓」（Panda）、「企鵝」（Penguin）等著名更新，Google 系統性地懲罰了大量依靠垃圾連結、關鍵字堆砌、抄襲或自動生成低質內容的網站。這些網站雖仍存在於索引中，但對大多數用戶而言已等同「消失」。
趨勢分析：
- 「演算法治理」時代：這代表著 Google 對負面/有害內容的管控，從「依申請被動處理」邁向「依規則主動篩選」。其權力從「刪除個別結果」擴張到「決定整個網站乃至某類內容的生態位」。
- 定義權的爭議：誰來定義什麼是「高質量」、「權威」或「誤導」？Google 依賴其內部指南與評級員，但過程不透明。這引發了關於科技巨頭單方面決定「何為真相」或「何為有價值資訊」的擔憂。保守派媒體常指控其演算法存在政治偏見。
- 對SEO產業的重塑：此趨勢迫使搜尋引擎優化（SEO）行業從追逐技術漏洞，轉向專注於創建真正符合 E-E-A-T 原則（專業性、權威性、可信度）的深度內容。負面新聞的傳播也因此受到制約——未經嚴格事實核查、來源不明的指控性文章，可能更難獲得搜尋流量。
綜合評論與未來展望
從上述案例可見，Google 負面新聞或資訊的「刪除趨勢」並非單一方向，而是多股力量拉扯下的動態平衡：
- 驅動力多元化：法律（被遺忘權、國家法律）、社會倫理壓力（反復仇式色情）、商業現實（政府審查）、企業策略（DMCA濫用）以及科技公司的自我治理（演算法更新），共同塑造了當前的局面。
- Google 角色的演變：從最初單純的「資訊索引者」，逐漸轉變為肩負部分「仲裁者」、「治理者」責任的複雜實體。它必須在個人隱私與公眾知情權、言論自由與防止傷害、本土合規與全球價值之間，進行無數次無休止的微觀判斷。
- 透明度與問責制的挑戰：雖然《透明度報告》等工具提供了部分洞察，但演算法黑箱、個案審核標準的不公開，以及政府請求背後的政治細節，仍使整個過程充滿模糊地帶。公眾難以有效監督 Google 這家私人企業所做的、具有重大公共影響的決定。
- 「刪除」的侷限性與副作用：真正的「刪除」源頭內容非常困難（需網站管理者配合），Google 主要做的是移除「索引」或「鏈結」。地理封鎖導致資訊存取不平等。濫用機制可能壓制合法言論。演算法打擊可能產生非預期的副作用，誤傷優質內容。
未來趨勢預測：
- AI 生成內容的挑戰：隨著 AI 生成文本、影像、影片的質量提升，辨識與處理虛假、誤導或侵害隱私的 AI 生成內容，將成為 Google 刪除政策與演算法的下一戰場。
- 全球監管加劇：歐盟的《數位服務法》（DSA）、《數位市場法》（DMA）等新法，對大型平臺的內容審核透明度、問責制與風險管理提出了更嚴格要求。這將進一步制度化 Google 的內容治理義務。
- 「選擇性刪除」與「上下文補充」：未來可能出現更細緻的工具，例如不是簡單刪除鏈結，而是在搜尋結果旁提供「上下文說明」，告知用戶某結果因法律原因在特定地區受限，或該內容的資訊來源存在爭議。這試圖在移除與知情間取得平衡。
- 去中心化搜尋的潛在競爭：對中心化平臺權力的不滿，可能催生基於區塊鏈或其他去中心化技術的替代性搜尋方案。雖然目前規模極小，但這種思潮反映了對當前由 Google 主導的資訊治理模式的不信任。
總而言之，Google 負面新聞的刪除趨勢，是一面折射數位社會核心矛盾的稜鏡：我們既渴望遺忘過錯、保護隱私、免除騷擾，又害怕歷史被擦除、權力不受監督、真相被掩蓋。Google 站在這個矛盾的風口浪尖，其每一步政策調整，都不僅是商業決策，更是對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數位公共空間的深層次回答。這股趨勢的未來，將持續由技術、法律、市場與社會價值觀的激烈博弈所共同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