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6 月
我們來詳細探討「媒體是否真的討厭律師發函要求下架新聞」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絕對的「是」或「否」，而是需要從多個角度來理解媒體與律師函之間的複雜關係。
核心結論：媒體普遍對「濫用」或「不當目的」的律師函感到反感甚至厭惡，但對於基於正當法律權益（如明顯侵害名譽權、隱私權）而發出的律師函，則視為法律程序的一部分，雖不樂見但較能理解，未必到「討厭」的程度。
以下從幾個關鍵面向詳細說明媒體為何可能「討厭」這類律師函，以及何種情況下較不至於：
媒體「討厭」律師發函要求下架新聞的主要原因：
視為對新聞自由的威脅與言論審查：
核心價值衝突： 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媒體自認扮演「第四權」角色，監督權力、揭露真相。當律師函要求下架新聞時，媒體容易解讀為企圖掩蓋事實、阻礙公眾知情權，是對其核心職能的直接挑戰。
「寒蟬效應」的擔憂： 如果媒體輕易屈服於每一封律師函，可能會產生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記者或編輯在報導敏感議題（尤其涉及權勢者、大企業）時會更顧忌，擔心訴訟風險，導致重要但具爭議的報導無法刊出，損害公眾利益。
視為濫用法律工具施壓： 許多媒體認為，部分當事人（尤其是資源豐富者）或其律師，將「發律師函」作為一種「標準操作程序」或「恫嚇手段」，目的不在於真的進入司法程序（因為訴訟成本高、結果難料），而在於利用媒體害怕訴訟、耗費時間金錢應對的心理，迫使媒體退縮、下架報導。
認為部分律師函內容空洞、缺乏依據：
「罐頭信函」或「濫訴」印象： 媒體常收到大量律師函，其中不少被認為是制式化、缺乏具體事實和法律論述支撐的「罐頭信函」。這類函件可能只是聲稱「報導不實」、「損害名譽」，卻未具體指明哪部分不實、為何不實、或如何構成法律上可請求下架的要件（如誹謗的「真實惡意」或「合理查證義務」的違反）。
混淆「當事人不滿」與「法律上侵權」： 媒體很清楚，當事人（尤其報導中的負面角色）對報導感到不滿是常態。但「不滿」不等於報導「違法」。媒體認為許多律師函只是反映當事人情緒，而非基於堅實的法律基礎。
實務操作上的困擾與成本：
耗費時間與人力： 處理律師函需要內部法務或外部律師審閱、評估法律風險、與編輯部溝通、研擬回覆等，這些都耗費寶貴的時間和人力資源。對於規模較小的媒體，負擔尤其沉重。
中斷作業流程： 收到律師函常需要優先處理，打亂既定的新聞產製流程。
潛在的法律成本： 即使媒體認為自己站得住腳，評估風險和準備回應（甚至後續可能的訴訟）都涉及法律費用。
對「下架」要求的特別反感：
「下架」 vs 「更正/澄清」： 媒體對於「要求更正報導中具體、可證明的錯誤」通常有較成熟的機制處理，視為新聞專業的一部分。然而，「要求直接下架整篇報導」被認為是更嚴厲、更全面的要求，形同要求媒體「抹去」該則新聞的存在，這比要求更正更強烈地抵觸新聞自由和存檔原則。
「認錯」的象徵意義： 下架報導常被外界解讀為媒體承認報導完全錯誤或嚴重失當，對媒體信譽傷害較大。媒體若非真有重大過失，極不願意走到這步。
對律師角色的特定觀感：
「打手」或「幫兇」的標籤： 部分媒體從業人員可能認為，某些律師積極地為客戶（尤其是形象不佳或有權勢的客戶）發函施壓媒體，是在協助客戶規避監督或掩蓋問題，而非真正維護法律正義，這強化了負面觀感。
媒體「未必討厭」或較能接受律師函的情況：
確實存在明確且重大的法律瑕疵：
當報導明顯違反法律規定，例如：
未經同意公開報導性侵害被害人身份（明確違法）。
報導未經證實、且造成嚴重損害的誹謗性言論（例如明知為假仍惡意散佈）。
嚴重侵害無關公共利益之個人隱私（如公開健康紀錄）。
在這些情況下，媒體內部通常也有自律規範或法律顧問會建議主動處理（更正、下架或道歉）。收到律師函只是確認了問題的嚴重性，媒體較能理解其必要性，甚至可能已在處理中。
律師函內容具體、有理有據：
函中清晰指明報導何處可能涉及不法（如哪段文字構成誹謗要件）、提供相關事證或法律依據（如相關判例、法條），並提出合理的要求（例如要求在特定版面刊登「更正啟事」而非直接要求下架整篇報導）。這種具專業性和建設性的溝通方式，較容易被媒體嚴肅看待，並作為內部檢討的參考，較不易引起反感。
作為正式法律溝通管道的認知：
媒體理解「發律師函」是當事人或其律師啟動正式法律救濟前的必要程序。這代表對方是認真的，也給了媒體一個在進入耗時費力的訴訟前解決爭議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律師函是法律體系運作的一環。
總結：
媒體的「討厭」主要源於對新聞自由受壓迫的敏感、對濫用法律程序施壓的厭惡、以及處理此類函件的實務負擔。 當律師函被視為一種企圖掩蓋真相、恫嚇媒體、或缺乏法律依據的騷擾工具時，媒體的反感最為強烈。
媒體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討厭所有律師函。 對於基於明確、重大且具體的法律侵權事實所發出的律師函，尤其當要求合理（例如要求更正而非全面下架）且溝通專業時，媒體雖然仍不樂見（畢竟代表報導有問題或惹上麻煩），但較能視其為法律程序的一部分，進行內部檢視與回應，不至於到「討厭」的程度。
關鍵在於「目的」與「方式」： 律師函是用來正當維護受法律保障的權益？還是被當作箝制言論、掩蓋問題的工具？函件的內容是否專業、具體、有說服力？這決定了媒體看待它的態度是「必要的法律程序」還是「令人厭惡的施壓手段」。
因此，與其說媒體「討厭」律師發函要求下架新聞，不如說媒體高度警惕並厭惡任何可能被用來不當限制新聞自由、濫用法律程序或缺乏實質依據的律師函。對於真正基於法律、專業且具體的維權行動，媒體雖有壓力，但通常會以更審慎的態度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