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12 月
裁判書刪除案例：成功案例分享與學習
在當今數位時代，司法裁判文書的公開雖是司法透明與公眾監督的重要環節，但對於案件當事人而言，其個人資料、紛爭細節乃至不復存在的法律關係被永久公示於網路，可能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涵蓋個人隱私、名譽權、工作權、家庭生活安寧，乃至於子女的未來發展。因此，「裁判書刪除」或「裁判書不公開」的申請，已成為許多當事人亟需了解與運用的法律救濟途徑。本文將透過數個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深入剖析裁判書刪除的法律依據、實務策略、法院審查標準，以及當事人可採行的步驟，提供一份完整而詳盡的指南。
壹、 法律依據與核心原則：為何可以申請刪除或不下載公開？
申請將裁判書自公開平台移除或不予公開，並非挑戰司法權威，而是基於法律所賦予的個人資料保護與其他基本權利。其主要法源依據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及司法院自身訂定的相關規定。
首先，《個人資料保護法》（個資法）第11條第3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司法機關最初公開裁判書，其「特定目的」在於促進司法透明、學術研究及公眾監督。然而，當案件已了結多年，當事人已回歸正常生活，此一公開的持續必要性可能已減損，反而對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權益造成過度侵害。此時，當事人即可依此條文請求「刪除」或「停止利用」（即下架公開）。
其次，司法院為平衡公開與隱私，早已在「司法院及所屬機關司法案件審理中個人資料保護作業要點」及「裁判書公開處理原則」中，明定得不公開或應隱匿之情形。常見得以申請「不公開」（即自公開查詢系統中移除）或「隱匿部分資訊」的事由包括：
涉及個人隱私、營業秘密、家庭隱私：例如婚姻、親子、收養事件；性侵害犯罪；涉及個人身心健康、財務狀況之細節。
當事人為未成年人：為保護其最佳利益，相關案件通常不公開。
案件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或經判決無罪確定者：為避免未經定罪之當事人名譽受損，得予刪除。此為極為重要的成功申請類型。
案件已了結且時隔久遠，持續公開對當事人造成之損害與公益目的顯失均衡：此為「比例原則」的適用，法院需權衡公眾知的權利與個人隱私保護。
核心原則是「比例原則」與「最小侵害原則」。裁判書公開是手段，目的是司法透明。若此手段對當事人私權造成過度、永久的傷害，且該傷害已大於公開所能帶來的公益效益時，司法機關即有義務調整公開之範圍或方式，甚至予以移除。
貳、 成功案例類型深度解析
以下我們將透過幾類典型成功案例，具體說明法律如何被運用，以及當事人應如何準備。
案例類型一：無罪、不起訴、緩起訴確定案件
這是成功率相對較高的一類。法律精神在於「無罪推定」：既然國家司法體系最終未對當事人科以刑罰，其名譽與人格權即不應背負永久性的公開負擔。
案例A（不起訴處分）：
張先生數年前因商業糾紛被對手控告詐欺。經檢察官詳查，認為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確定。然而，該案之案號、當事人姓名、指控事由仍可於法學檢索系統中被查得。張先生求職時，雇主進行背景調查，搜尋到該筆紀錄，雖為不起訴，但仍對其品德產生疑慮，導致多次求職失利。張先生委任律師，依據《個資法》第11條及「裁判書公開處理原則」中關於不起訴處分得予刪除之規定，向該管地檢署聲請刪除該偵查案號之公開資訊。聲請理由強調：該案已確定，無任何犯罪認定；持續公開已對其工作權與名譽權造成實質且持續性的損害；且公開之公益目的（警示例示）於不起訴案件中極為薄弱。地檢署審酌後，認為張先生之請求有理，遂將該案之公開查詢結果移除。學習點： 此類案件聲請時，必須附上「不起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書」確定證明。聲請書狀應強力論證「名譽修復」之必要性，並具體陳述公開紀錄如何造成實際損害（如求職被拒信件、心理醫師評估等證據），以說服機關其損害確實存在且重大。
案例類型二：輕微案件、已執行完畢且時隔久遠
對於已定讞並執行完畢的輕罪案件，當事人已接受法律制裁並回歸社會，但網路上的裁判書卻成為永遠的「數位烙印」，阻礙更生。
案例B（輕罪且久遠）：
李小姐於22歲時因年輕氣盛，與友人發生衝突，涉犯刑法第277條第一項傷害罪（非重傷），被判處拘役50日，得易科罰金，並已執行完畢。此事距今已超過15年。李小姐如今已成家立業，是社區中活躍的志工媽媽。其子女逐漸長大，開始學習使用網路，她極度憂心孩子或孩子的同學、朋友無意間搜尋到母親多年前的刑事案件紀錄。李小姐向判決法院提出聲請，請求將該判決書自公開平台刪除。她主張：該罪刑屬輕微；已完全履行刑罰義務，展現負責態度；時隔久遠，其早已改過遷善，持續公開對其家庭安寧、社會評價及子女成長環境造成嚴重且不必要的困擾。法院審理後，認為李小姐已付出法律代價，且長期以來品行良好（提出良民證、志工服務證明等），權衡「公眾監督此一陳年舊案之公益」與「當事人及其家庭之隱私與名譽利益」，後者顯得更值得保護，故裁定准予刪除。學習點： 「時間」是此類聲請的關鍵因素。聲請人必須證明自己「已更生」，提供多年來的良行證明（如推薦信、社工訪視報告、就業證明、社區貢獻紀錄）。論述重點在於「數位痕跡的永久性」與「更生人復歸社會必要性」之間的衝突，強調公益目的隨時間遞減，而個人損害卻持續存在甚至加劇（如影響家庭成員）。
案例類型三：涉及高度個人或家庭隱私案件
某些案件本質上即涉及極私密領域，公開裁判書內容無異於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
案例C（婚姻、親子事件）：
王先生與前妻的離婚訴訟判決書中，詳細記載了雙方互相指責的私密對話、財務狀況、子女監護權爭執的激烈過程，甚至包括心理諮商報告的節錄。離婚後，雙方努力維持平和關係以共同養育子女。但該判決書公開後，被好事者轉載至社群媒體，導致子女在學校遭同學議論，王先生與前妻的私人傷痛成為公開談資。王先生遂以「涉及家庭隱私及未成年人利益」為由，聲請將判決書中涉及個人私密對話、財務細節、子女姓名與就學資訊等部分予以隱匿，或將整份判決書不公開。法院審理後認為，該判決中關於感情破裂原因的細節、雙方爭吵內容，與法律判斷核心（准予離婚、監護權歸屬）關聯性較低，公開此類資訊對公益無重大助益，卻嚴重侵害當事人及其子女之隱私權與人格權，故裁定將判決書中涉及私密對話與子女個資的部分全面隱匿（以「甲男」、「乙女」、「A童」代稱，並刪除具體事件描述），並允許將經隱匿後之版本重新上傳，或考量情況將原全文下架。學習點： 此類聲請未必要求「全文刪除」，可策略性請求「部分隱匿」。聲請時需具體指明判決書中哪些段落、何種資訊屬於「核心隱私」，並論證該等資訊之公開非屬司法公開之必要範圍。若涉及子女，必須以「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作為最強力的主張。
案例類型四：因身份特殊致公開影響過鉅
當事人可能因其職業、社會角色或家庭背景，使得公開裁判書所帶來的影響被異常放大。
案例D（專業人士之輕微案件）：
陳醫師數年前曾有一筆小額債務糾紛，因疏忽未出庭而遭判決敗訴確定。該民事判決書公開後，雖無道德非難性，但病患在網路搜尋醫師評價時，會連結到此筆「訴訟紀錄」，進而對其專業信賴產生不必要的懷疑。陳醫師聲請刪除該民事判決書，主張：該案為單純民事債務，與其醫療專業無關；持續公開導致公眾對其專業產生誤解，影響醫病關係；且其已清償債務，糾紛早已解決。法院權衡後，認為此類純財產糾紛之公開，對公眾監督醫療行為之公益目的幾無幫助，卻對當事人的職業聲譽造成顯著且不公平的損害，故准予刪除。學習點： 此類案件需清晰論證「案件性質」與「當事人社會角色」之間的關聯性薄弱，而公開所引發的「不當聯想」或「汙名化效應」卻極為強烈。應提供證據說明其職業對公眾信賴的高度依賴性，以及公開紀錄如何實質影響此一信賴。
參、 實務申請流程與策略
成功的聲請，奠基於完備的流程與精準的策略：
確認聲請對象： 應向「作成該裁判文書之法院」或「偵查案件之該管地檢署」提出聲請。例如，確定判決由二審法院作出，即應向該二審法院聲請。
撰寫聲請書狀：
明確請求： 開宗明義請求將特定案號之裁判書自網路公開查詢系統中「刪除」、「下架」或「隱匿部分個人資料」。
陳述事實： 簡述案件歷程及目前狀態（如已無罪確定、已執行完畢多年）。
法律依據： 具體引用《個資法》第11條、司法院相關作業要點及處理原則。
權利受損之具體說明： 這是核心。必須具體、真實地描述公開如何侵害你的權益。例如：求職被拒的證明、遭受網路騷擾的截圖、子女情緒受影響的輔導紀錄、合作夥伴詢問的郵件、心理醫師的診斷證明等。越具體，說服力越強。
比例原則之論證： 分析「持續公開所能增進的公益」與「對你所造成的私益損害」。主張在案件已結束、時隔久遠、案情輕微的情況下，公益目的極為有限，而個人損害卻是持續且深刻的，兩者顯失均衡。
附具證據： 將判決書、確定證明書、更生證明、損害證明等所有文件附上。
遞交聲請與後續跟進： 將書狀遞交至法院訴訟輔導科或檢察署服務中心。之後應主動去電或去文詢問承辦進度。法院可能會要求補件或詢問細節，需及時回應。
可能的結果與救濟： 機關可能准予全部刪除、部分隱匿、或駁回聲請。若遭駁回，可視機關的駁回理由，考慮提出覆審（向原機關之上級或獨立監督機關）或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一份論理嚴謹的駁回處分，有時正點出了初始聲請書狀的不足之處，可作為補強後再次聲請或訴訟的基礎。
肆、 法院審查之關鍵考量因素
了解法院或檢察署在審查時如何看待這些聲請，有助於我們提前準備：
案件性質與嚴重性： 殺人、強盜等重大暴力犯罪，基於重大公益考量，刪除可能性極低。反之，輕微財產犯罪、過失犯、民事糾紛，聲請空間較大。
時間流逝長度： 時間是重要的緩和因素。距離案件終結時間越久，當事人更生的證據越充分，法院越傾向認為公開的必要性已降低。
當事人更生與現況證明： 聲請人是否已真誠悔改、回饋社會？提供就業、家庭穩定、社區服務等證明至關重要。
具體損害的證明： 抽象地主張「名譽受損」是不夠的。必須證明損害是「具體的」、「正在發生的」或「可預見將發生的」。
公益與私益的權衡： 這是終極的判斷標準。法官會自問：今天刪除這份20年前的輕罪判決，會對司法透明或社會安全造成實質損害嗎？若不刪除，對這位已建立新生活的當事人及其家人，造成的傷害又有多大？
伍、 結論與展望
裁判書的公開與下架，體現了法治社會中「公開審判」與「隱私保護」、「更生復歸」等價值間的持續對話與動態平衡。成功刪除裁判書的案例，並非挑戰司法權威，而是法律人性化與與時俱進的展現。它承認，司法系統的目的不僅是懲罰與公示，也包含修復、教化與給予人民重建生活的機會。
對於身陷此類困擾的當事人而言，這些成功案例提供了希望與路線圖。關鍵在於：勇敢面對、專業協助、充分準備、據理力爭。 必須有系統地收集證據，有策略地論述法律與事實，並真誠地向法院展現個人處境與努力更生的歷程。
隨著社會對個資保護與數位人權意識的抬頭，相關法律與實務見解也將不斷演進。未來，可望建立更明確、更具一致性的裁判書下架審查標準與程序，甚至引入「被遺忘權」的更完整法理框架，使法律能更細緻地回應數位時代下，每一個人對於名譽、隱私與重生機會的深切渴望。
這條路或許不易，但透過理解法律、借鑑成功經驗並積極行使權利，個人確實有可能從數位烙印的陰影中走出，迎向一個不再被過去過度定義的未來。這不僅是個人權利的勝利，也是整個社會走向更成熟、更包容的法治文明的一個印記。
